从大学生养虾被哄抢,看乡村如何防败退和萎缩?

作者 秦朔朋友圈 1月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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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人抓“虾”的乡村创业

这几天,湖南大学生创业者刘正轩和他的虾被广泛关注,创业两年,他的虾塘被当地村民哄抢十余次,造成的损失或达数十万元——这损失恐怕要把创业利润悉数吞掉了。

从合情合理捡田螺开始,到大规模的摸鱼抓虾,到哄抢事件的发生,描绘出一条典型的乡村创业失败之路,折射出深刻的乡村社会问题。

无独有偶,笔者老家有村民承包水库养鱼,最耗神的也是防止别人偷鱼。从偷钓,到偷偷下网,到早些年令人愤慨的炸炸药、下毒药,从白天到黑夜防不胜防,成为最大的管理成本。

近些年,随着经济发展,“乡村二流子”们与不文明行为相对减少,大规模的“炸”“药”行为已较为少见,但更大的麻烦正逐步凸显。

现今广大乡村的水利基础设施,吃的还是“人民大公社”时期的老本。彼时上到周总理“最关心的两件大事”(航天+水利),中到以县、乡为单位的修坝挖渠战役(如红旗渠),下到生产队农闲时节雷打不动的修修补补,大集体时期修筑的水利基础,已造福乡村数十年。

| 总理心中事

随着改革开放,乡村经济由集体转个人,集中力量搞水利几乎已成历史。伴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,政府与社会对乡村水利逐渐忽视,而水库一旦承包出去,(中小型水库)日常维护的责任便转移给了个人。但个体承包者通常无心亦无力维护,加之自然生态变化……诸多原因汇聚,导致除了少部分政府保护的水源地,大量的乡村水利设施年久失修、一再退败,成为乡村衰败的一大缩影!

今天,水库承包者面临的最大麻烦是“水”,水库规模比我们儿时缩水数倍,缺水季越来越长,旱季库底裸露无遗。另外一些儿时常去游泳的小型水库,更已消失不见,令人唏嘘。

从虾被哄抢,到鱼被偷抓,到水库的逐渐干涸,乡村的地理和心理范围一再败退、萎缩,令人深思。

现代经济下的乡村命运

乡村的经济又何尝不是这样。乡村经济现状,不能只看农民收入数据,也不能只看新闻报道中的“致富案例”,更要看到大多数乡村,至今没能建立起现代经济基础!

我们看现代城市文明,与数百年前、乃至数十年前相比,可谓沧海桑田,而乡村文明,与数十年前乃至数千年前相比,进步甚微。至今,广大乡村的“性格”,依然既稳定又顽固,广大乡村的命运,也一再坐失变革的机遇。

早在民国时期,广大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乡村建设与民族自救,从费孝通的《江村经济》、到梁漱溟的“邹平实验”,纷纷意识到乡村工业的重要性。

彼时,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,改革先锋的山东及江西等地,纷纷建设蚕业、纺织业、林业、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乡村初级工商业企业。知识分子、政府与乡村合力,使得乡村建设事业一时风生水起,成为民国黄金十年的一抹亮色。只因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火,这项事业被迫中断。

下一次乡村命运的转折机遇,发生在四五十年后。改革开放初期,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发展迅猛,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高地。伴随着影响力的扩大,许多省份纷纷下达指标,众多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。

这些乡镇企业,是乡村集体与地方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果,且多以轻工业、民生消费品为主。早期,由于物资紧缺,不愁销路,办得风风火火。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,竞争逐渐加剧,乡镇企业的体制障碍,现代企业制度的欠缺不断凸显,不过数十年,大面积倒闭,或贱卖于私人,乡村/镇经济的大时代宣告落幕。

尽管变集体为私人后,不少企业做大做强,增加了政府税收,提升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,但并不能改变乡村的整体命运。究其原因,乡镇企业改姓“私”后,大多由私人老板一言堂,或者发展为家族企业,不再是“公共企业”。

同时,这种“家长式”或家族式企业,本身就是乡村思维的延续,与优秀的现代企业还有相当距离——何况伴随着风险的累积,他们中的许多人如今面临各种问题自顾不暇,与带动乡村发展、实现村民共同富裕,实在不是一个概念。

唯一比较成功的,是后来居上的温州模式。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,温州尤其如此,靠农业没有出路。随着改革开放浪潮,温州人高喊“打地铺的老板强过大公司的高管”,展开全民创业。他们有样学样,没样的外出闯荡,从家庭作坊、低门槛的零部件或初级产品起家,自发行动,敢想敢干,迅速实现全面致富!

如今,温州及江浙沿海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已达70%以上,早已进入城市化时代,要谈的已不是“乡村命运”。同时,温州模式具有其时代背景、民风民情,难以复制。而从沿海复制到内地的众多县城工业园,充其量只是沿海地区及大城市淘汰产能的转移,是外地老板对内地便宜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利用,对广大农民、5.8亿的农民工来说,也只是打工的一个备选项。

它们并非乡土自发求变的变革力量,也并非与乡村站在一起、致力于“共同富裕”的友善外力,对乡村命运的变革,他们可能并没有责任和兴趣。

乡村经济“变革”的自发力量,只有零散的种植/养殖大户,少量返乡创业的农民工/大学生,他们充其量只是小农经营的扩大版,依然上难抵天灾、中难破市场、下难防人祸,生存得如何还是一说,没有产业、资本、科技、管理、品牌等现代经济因素,注定难以做大。

今天,虽然农民可以外出打工、经商,可以享受较为现代化的生活,可以开轿车住洋楼、上网看世界、买名牌高消费,但乡村经济基础和乡村命运并没有本质改变。

“私”字病

从抢虾的村民,“抢是因为看得起你”,“别人能抢为什么我不能抢”,“警察来了也管不了”,反映出来的,不是简单的“人性之恶”“缺德”,也不是表面的“世风日下”“破窗效应”。事实上,城市里、工作中、生意场的“人性之恶”“缺德”“世风日下”的现象并不少见,今天,我仍然要说,农民群体依然比许多群体更淳朴、善良。

同时,依照农村惯例,水塘放干水,主人捞完大鱼(或虾)后,往往会允许围观的村民下去“捡漏”,摸些小鱼小虾。当然,如果主人还没捞完,村民未经允许而不听劝阻,则是侵犯他人财产权的行为。于此呈现的“人性之恶”,根本上还是流淌于农民血液里的“私”字病。

中国农民的四大病症,“贫、愚、弱、私”,跟随着时代步伐,前三者已大为改观,但“私”字病,无法凭外力只能靠自己,始终是老大难。而 “私”字之所以难改,是因为其病因来自传统的乡土文明!

从古至今,乡土社会发展缓慢,皆因其欠缺两大关键:

其一是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技术——以前是种子、耕种方式、肥料、杀虫剂……现在是科技、金融、管理、市场营销……因此,乡村经济始终难以克服天灾、疫情,抵御外力冲击,农业和农民,始终逃不脱看天吃饭的命运;

其二,缺乏团体生活——这正是“私”字病的根源所在!

一直以来,乡村生产生活以土地、家庭为中心,向外扩展至家族、宗亲,最多到乡邻,而君臣、爵赏(古代官员莫不以被皇帝赐姓为最大荣耀)、师徒等关系,也不过是“家庭”关系的辅助应用。

因此,乡村的“团体”,仅有家庭及家族宗亲,除此之外,外乡的事,外人的事,家国大事,不到切肤之痛,都“不关我事”,对“公共事务”更没兴趣。埋头把自己的地种好,把自己的日子过好,“不要管闲事”,最是紧要。

事实上,对人的成长,最有利的是团体。譬如西方有宗教,城市有公司、企业、学校、工会、协会、民间组织、甲方乙方……人们在团体中发现自我,提升自我,通过团队协作、配合、竞争,不断改变自己和团体,个人与团体则相互依存、促进,由于无时无刻不处于团体中,别人的事、公共的事,往往也就是我的事。而古代中国社会,也由于团体的缺乏、阶级斗争的缺乏,一直处于“自省”“自悟”,所以只有周而复始的乱,并无重大的社会变革与技术突破。

再看中国农民,从古至今,始终跳不脱土地与家庭,难以自我进化,“小农”依然是“小农”,并没有成为真正的“现代公民”。人与人的境界,就此产生本质不同。

团体的“差序格局”,又加剧着小农意识。在经济不发达的年代,人们为了生存,需要对有限的乡村资源展开激烈竞争,哪怕在团体之内,邻里矛盾、家族矛盾、亲戚矛盾也成为乡村生活的一部分,农民心中真正靠得住的,往往只有自己一家人。而当面临外部威胁或基于利益需要,又往往由矛盾转为联合,如兄弟多的人家欺负兄弟少的人家,大宗族压制小姓氏,大村庄欺压小村庄……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江西、湖南等地,相邻的两个村为争夺山头、林地、水源,用土炮、土枪对轰的事件亦屡见不鲜。

由此,大学生刘志轩,虽然是本乡本土,但并非本村人。既然是外人,又不沾亲带故,就无需讲情面,便宜能占一点是一点。试想,如果是同村同族,大家碍于情面,起码不能明抢,即使有过火的抢虾行为,刘志轩喊上同宗同族的亲友进行阻拦即可,压根不需要闹到报警。而闹到这个地步,刘正轩的这个虾塘,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强力支持,以后恐怕也难以在“当地”立足了。

无独有偶,如今国家鼓励农民将土地承包给专业户,我老家也有不少农户将土地承包给外地人(其实就是外村人),承包者在本村如果没有关系(比如有亲戚、跟村长关系好),难免被本村人偷偷摘瓜弄枣,“反正是别人的,不摘白不摘”。只要损失不大,或者太过难看当场抓住,承包者也不便发作,毕竟不在自己“地盘”,又没有法律、政府强有力的约束,闹起来即使一时吵赢了,后面也恐怕面临更多、更隐秘的打击报复。由此可见乡村营商环境改变之难。

乡土社会,一面跳不出狭隘的“团体”意识,一面又缺乏“团体”的保护,广大农民只能选择自救。今天,不少农民外出务工、经商,脱离土地乃至扎根城市,依然不愿意放弃土地,既是无可奈何,也是合情合理的选择。

综上,乡村依然是“小农社会”,经济得不到自主革新,导致与城市、与现代化的差距越拉越大;而农民、农民工日益成为现代化、城市化之下的弱势群体,依然需要固守土地和家庭,因而小农之“私”难以改变……这就形成了乡村命运无法突破瓶颈的死循环!

有私无公的乡村经济

由于土地与自身的局限性,中国农民往往“有私无公”。于“私”看来,家庭、宗亲、乡邻之外的“公”,不但没有责任和义务,“差不多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”。既然大家都可以占便宜,看着别人去占而我不去占,是不是就显得太傻?

中国农民的“有私无公”,还有另外一层原因。中国传统“士、农、工、商”的社会构造,农、工、商负责生产、流通,但求你愚昧无知,又不许民结党,“私”字在所难免。“私”之外,于“公”相去太远,“私”与“公”之间,缺乏中间过渡,直接干到宏大而模糊的“天下”。这“天下”,是“普天之下”“天下苍生”“天下兴亡”……自然归“士”所管,与农无关。

毛泽东出身农家,又长期与农民打交道,自然对此理解深刻。因此,执政基础稳固后,即用群众运动治官僚病,用上山下乡治知识分子务虚病,又用集体大公社治小农“私”字病,结果因为与“人性”全面开战,都失败了。但直到改革开放后,毛泽东思想影响力依然巨大,其与乡镇企业的结合,使得集体经济一度风生水起。

彼时百业待兴,把握市场机会,集中集体力量办大事,加上好的带头人,就能打造出优秀的乡镇企业。从华西村吴仁宝,到曹锦清教授调研下的河南南街村、竹林村,优秀的乡镇企业、集体经济,都需要一位公正“无”私(私心相对较少)的带头人,他们则顺势而上,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塑造为村民公认的集体“领袖”。

领袖的力量在于为集体提供凝聚力,但往往成也“领袖”,败也“领袖”。在市场竞争从蓝海走向红海,从激烈走向惨烈的过程中,乡村“领袖”能力终究有限,小农意识终究根深蒂固,注定难以跟上时代发展。乡镇企业本身,既难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,又缺乏科研、资本、互联网视野、现代金融风控,大多走向衰败、崩溃。

| 南街村的集体理想(图片来源“网络”)

而乡镇企业的工人,多由农民转型而来,亦加速了这一衰败。比如南街村的目标,“让南街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”,是实现杜绝私有、完全实现共产主义,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,终究是镜花水月。人民大公社环境之下还有人冒险“薅社会主义羊毛”,企业一旦由盛转衰,薅集体经济羊毛的人就会不断浮出水面。直至主心骨一旦倒下,小农经济的“分家”就会来得特别快。

随着“红色亿元村”们和“天下第一村”们星星之火的熄灭,随着“XX村的带头人”等的跌落神坛,乡村集体经济屹立于现代经济、改变自己命运的机遇,已经一去不回头了。

乡村如何改命?

乡村之病,在于缺乏“技术”和“团体”,治病之策,根本也在于此。

“团体”仍是第一位的。

现今乡村主要的团体组织,主要是村民自治委员会、自然村级别的党员议事会。笔者在《来,再次包围城市》及《村民进化论》中有过详尽论述,与其说它们是组织,不如说它们是地方政府的管理工具,且难以满足乡村发展需求。

农民基于切身需求,自发、联合、组建如合作社、农协会、议事会,乃至农民工工会等,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乡村经济组织。

近年来,“农民合作社”已成为政府农村工作的一大项目,农民日报社每年还会发布“农民合作社500强”榜单。只是,一方面,当前具有一定合作程度的合作社,主要局限在传统优势农产品产区,如赣南脐橙产区,“500强”排名前列的盐城市金鹿渔业专业合作社、浙江省温岭市玉麟果蔬专业合作社等。

另一方面,多数合作社的合作程度、精细化经营程度还有待深入(比如,距离日本地方农协会还有很大的差距)。即使是许多500强合作社,从科研、生产标准、现代管理、市场营销、品牌包装等角度看来,依然显得较为初级。要成为现代经济组织,要为社员带来更大利益,这才刚刚起步。

再者,调研中发现,许多地方的合作社空有形式。譬如,笔者老家,5户村民就可以组成合作社,而合作社成立的意义就是方便贷款,这与老丈人所在的黑龙江农村,贷款需五户联保的概念并无差异——也就是说,“合作社”主要用来贷款,具体合不合作,怎么合作,并不重要。

更重要的一点,地方政府需要对合作社进行职能转变。农民形成合作社,并不是为了方便政府管理。政府不应将其视为“村民自治委员会”一样的“管理工具”,进行过度管控,而应将其视为服务对象。

从税收、政务,到舆论支持、金融支持,从专业院校专家对接,到组织展会、市场推广,政府理应扶上马、送一程,但走着走着就成为牵马的马夫,势必弊大于利。

此外,中国大多数的乡村,自然禀赋并不足,也缺乏优势农产品基础,真正可做文章的,往往只有富裕的劳动力。因此对乡村经济组织,不应拘泥于农产品合作社,也可以是劳动力的合作社。比如政府引导、组织,社会参与,对整村劳动力培训,打造地方基建村、家政村、手工艺村、竹制品村等。通过提升村民素质、协作能力,打造其市场竞争力,再通过政策倾斜、市场引导,帮助村集体对接市场,实现集体致富,更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正循环发展——这比做大县城蛋糕,驱赶农民进城买房,但使之返贫的做法,无疑更加有效。

其二、教育的转变,至关重要。

民国各种乡村改革,从晏阳初的“四大教育”(生计、卫生、公民和文化教育),到苏南地区的蚕业学校,再到梁漱溟的知识分子下乡,无不将乡村教育放在首位。

如今,乡村义务教育早已普及,但随着青少年成为青壮年农民工,随着中老年农民的困境,乡村教育正远离乡村生活:乡村教育不仅过于短暂(九年义务教育),而且过于单一(学校教育),不但不支持乡村建设,反而直接促使“人才抽血”(农村大学生定居城市、远离农村),加重乡村病。

乡村教育,因此亟待改革:

首先,是停止人为的“乡村教育抽血”,如强迁乡村中小学并入乡镇、县城,将优质乡村教师调往城市等。相反,应该鼓励年轻教师、城市教师支援乡村,如“高级教师”晋升、福利评比,向具有乡村教书经历的老师倾斜,鼓励音乐、体育、艺术等乡村欠缺的教师暑期下乡授课,制定城市教育、培训机构下乡支教任务“学分”等等,从而提升乡村整体教育水平,扩展乡村儿童视野,缩小城乡教育差距。

另一方面,为广大农民提供持续再教育。教育的内容,从种植、养殖技术到农民工维权,从法制教育到公民教育、艺术教育,从电商教育到防诈骗教育,从传统文化教育到乡村家庭教育,无不是广大乡村既欠缺又急需的内容。

鼓励农业专家、科研人员、知识分子定期、不定期下乡,让农业科技、现代知识服务于广大农民。恢复县级“农业大学”,首先将基层村干部、党员回炉再教育,然后是乡村“议事会”成员、乡村意见领袖培育,直至广大农民再教育,最终推动全民教育、持续教育。

乡村文化再造,赋予乡村活力。

乡村逐步退缩,伴随着的是乡村自信心、传统文化自信心的逐步萎缩。

乡村有不少官方颁布的“民间文化遗产”“民间文化保护项目”,更有许多不广人知的地方文化项目,例如笔者老家的地方采茶戏、逐渐被取代的手工用具、逐渐消失的传统小吃等。

一方面,政府扶持,村民参与,挖掘、培育、扶持乡村文化,提升乡土凝聚力、自信力。例如,父亲和几个朋友前些年重操旧业,搞了个民间采茶戏剧团,因为不赚钱,又缺少政府扶持,坚持了两三年最终还是解散,如不加以保护,这种地方传统文化恐将失传。

另一方面,对广大乡村种植户、养殖户、手工业者们,亦需要“匠人精神”的注入。正如大棚种植的瓜果不比自然耕作的甜,机器生产的器具,批量生产的外来文化,未必就比手工生产、本土诞生的文化更高级。随着经济的发展,人们向更高的品质,更深的内涵追求,乡村高品质农产品、传统手工产品、传统文化产品也将再次焕发其生命力!

比如日本,一个家族做帆布包一百年,可以做出“帆布包中的爱马仕”,一个帆布包可以卖出爱马仕的价格,两个“太阳蛋”品牌芒果能拍卖出人民币3万多元,抵得上我们一车芒果。努力、执着、坚持的“匠人精神”,孕育出高品质的乡村产品,亦培育出高收入的日本农民。

与此对应的是,我们的社会不但缺乏对农村、农业、农民的热爱,甚至充满鄙夷。而我们的农民,亦充满小农惯性,缺乏自信,或过于功利、浅尝辄止,或一拥而上、一触即溃,既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,也给“农民”这个词注入许多负面的含义。

今天,当我们向外看、向外学习了数百年,自然更明白东西方文明各自的渊源和优劣,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圆,城市的月亮也不比乡村亮。

如今,我们也应该拓展向内看,向传统看的视角。乡村有其“贫愚弱私”,更有温情、勤俭、淳朴、善良、优美、宜居,以哄抢基围虾、哄抢翻车的橘子之类,将中国农民肤浅地大批一顿,大可不必。

乡村和社会各界,看清楚未来发展的走势,看清楚自己身上的问题,去面对,去改变,才是吾民吾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式!

  • 参考资料:费孝通《江村经济》;曹锦清《黄河边的中国》。

  • 作者:刘子,民间观察派,独立思考者,上海朴人资产合伙人。

  • 乡村观察系列:乡下春天的葬礼 乡下集市的春天 城镇化,挺硬核 城市病与乡愁 / 出乡村记 / 来,再次包围城市! 为什么要革厕所的命?乡村“重婚”记 / 当你老了 / 村民进化论 / 一个苹果的十倍身价之旅 / 从“棺材战役”到“麻将战役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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